试验队员小于的家乡，就在离试验场不远的地方。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工作这些年，小于不知来试验场执行过多少次任务，却不曾顺道回过家。

试验场的白天总是忙碌的。每当夜幕降临，仰望天空，小于说，北京的霓虹很美，但这里的繁星最亮。这里，是离他儿时梦想最近的地方。

少有人走的道路 不闯闯怎知不通

小于所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这支试验队，研制的是具有跨代意义的新型号，涉及的很多技术、试验都需要“万丈高楼平地起”。

研制之初，为摆脱对国外产品的依赖，型号元器件和原材料要达到国产化“双95%”的要求。在此之前，少有型号这么做过。由于国内生产工艺基础较差，一些厂家的产品常常无法达到航天人“吹毛求疵”的要求，导致型号研制进程受到严重影响。况且，自主研发产品的费用比直接进口要贵得多。费力又费钱，何必呢？

“如果我们能拿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元器件和原材料，未来型号成本将大大降低。”型号负责人将眼光放得更远。最终，研制队伍通过自主研发，不仅为后续型号工艺奠定了基础，还带动了国内相关生产工艺水平的提升。

型号在正式发射之前都要进行一个弹射试验。首飞前，型号几次属于“规定动作”的弹射试验都非常成功。队员们还没来得及骄傲，型号总设计师江总却提出：再进行一次弹射试验，把型号地面及弹上设备换成“真材实料”，将发射流程全套考核一遍。

“价值上千万的设备弹出去，再从七八十米的高度摔到地面上，怎么可能完好无损？”队员们一听老总的这个提议，脑袋摆得像拨浪鼓，差点要跟老总“干仗”。

拥有多年型号研制经验的江总，态度也很坚决。他认为，“自选动作”将大大提高试验的覆盖性。江总反复计算过物理公式，也设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试验是可行的，设备摔坏了也不怪你们！”江总拍着胸脯跟大家保证。

带着点半信半疑，试验队员开始对试验方案进行设计和完善。结构设计员小邵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原本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弹体设计图，每天都要画图至凌晨。一个方案不行，推翻重来，再不行，再重来。经过四五轮集体讨论，方案才尘埃落定。

试验完成后，队员们将从弹上拆下的设备进行加电检测。完好无损！大家激动坏了。江总则在一旁，露出“一切尽在掌握”的笑容。

一般型号的技术都是“三分继承，七分创新”。凭着这股子凡事都要试一试的劲头，试验队硬是把该型号应用的新技术提高到了75%，而且只用6年便完成首飞，做了2000多个地面试验，合练出现的问题却只有6个。

我将青春献给你 把岁月留给自己

我国的航天型号技术代代传承，昔日试验队伍里的“愣头儿青”经过若干型号的洗礼，正快速成长为新一代型号的掌舵人。江总和试验队里几名四五十岁的“核心人物”，也是这样一路走来。

江总感慨，在以往型号的研制过程中，他和同事们积累了太多未能实现的想法，这次终于可以一显身手。“如果说之前的型号是‘养子’，那这个型号可以算作我们的‘亲生长子’。”江总这样形容型号之于他们的意义。

江总常鼓励队伍里的年轻人要大胆质疑。有一次，型号主任设计师小付等几个队员在检查系统单机安装情况时，细心地发现：某台设备的晃动幅度有些偏大。有问题！

他们马上把老总叫来。经过分析，问题出在接地片与减震器安装不匹配上，而事实证明，这个偏差只有1毫米！渐渐地，“质疑”成为试验队年轻人的思维惯势。

生活中总是乐呵呵的江总，在工作场合却堪称“一根筋”。他敬重专家，却不迷信权威。他说：“我只相信事情本身的逻辑关系。”型号首飞前的一次“归零”讨论会上，江总就一个问题和评审专家产生了激烈争论。讲到激动处，他感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涌到头上，瞬间天旋地转。

事后，江总去测了血压，没发现大碍，适逢赶上型号出厂，他就没当回事。等他到了试验场，头晕的毛病又屡次发作。大家都劝他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他去了，带回“左眼底长了个东西”的诊断。大家都担心得不得了，他却洒脱地摆摆手，还是那句话——“问题不大”。

工作中，江总是个古板的“技术控”，但生活中却是个浪漫的“文艺男”。江总爱绘画。从还是个学生到成为“两总”，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敏锐的艺术细节捕捉能力，对他正确分析判断型号图片、数据，起了很大作用。在试验场的空暇时间，江总照着手机里夫人的照片，画了一张人物素描。“虽然我们聚少离多，但她对我很放心。”画中，江夫人齐耳短发，淡淡地笑着，很美。

在大家休息时，江总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练肺活量”。有一年的单位春节联欢会上，江总为同事们现场吹奏了萨克斯，一下子收获了大批“江丝”。他说，自己最爱吹的曲子是Dave Koz的那首“I’m waiting for you”（我在等你）。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情深处

型号某次弹射试验曾发生过一次突发事件，考验着试验队的应急处置能力。试验进行中，型号办副主任老钦信心满满地向观看发射的领导边介绍边比划：“一会儿尾罩将这样被助推火箭推出去……”正说着，尾罩咣当砸到了地上。

在现场负责指挥的小付，第一个反应是：坏了，火箭没点火。试验队立即启动预案，封闭现场。没人知道箭上未点火的是哪个环节。小付和其他试验人员一起像拆定时炸弹一样，逐个检查火工品。事后，小付回忆起来，后怕却又平静。“当时没有任何杂念，也并不想当英雄，只是觉得，像医生救死扶伤一样，排故是我的责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小付他们紧张地商量着“拆弹”对策。为了后续型号的“归零”工作，他们既要使火箭不爆炸，还要保证证据链的完整性。

警戒线外，老钦和其他试验队员也为里面的人捏了一把汗。每成功拆卸一个环节，小付都要跑出来汇报一下排险情况。几个来回，半个小时过去，好消息传来：险情排除。所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此后，型号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归零”。及时暴露问题不仅保证了型号首飞的圆满成功，还让另一个型号的问题也彻底归了零。大家笑言，试验队“因祸得福，逮住了一个‘特务’”。

今年春节，小付和小姜等人留在试验场照看型号。除夕夜，小付把其他队员都“撵”回了家，自己留守型号。那一夜特别漫长。“还是会想家。”小付匆匆吃了几个饺子，很早就睡下了。

三十几岁的小付至今未婚。有一次试验队聚餐，大家跟小付起哄：“你之前不是说只要型号首飞成功，就结婚嘛。怎么过去这么久了还没动静？女朋友居然肯等你这么久。”“现在的女朋友不是当初那个了。”说着，小付一口闷掉了整杯老白干儿。队友们赶紧玩笑着把话题岔开。

表面波澜不惊，航天人其实也有情。几年前的国庆节，试验队员大熊在试验场执行该型号任务。从电视转播里，他看到了自己之前从事的另一个型号出现在国庆阅兵式上。型号的特写镜头时长只有3秒半，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却哭得像个孩子。

小敬9岁的儿子经常缠着爸爸讲工作的故事。小敬多么想告诉儿子，爸爸正在从事多么伟大的事业。可是他只能对儿子许诺：“等你长大了，就能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爸爸研制的型号了。”

型号首飞成功的当天，面对掌声和祝贺声，试验队依旧保持低调的沉默。一个在后方的女队员在微信上写道：“胜利了，去吃了和合谷。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之前设想过各种表达喜悦的方式，此刻却很平静。”

庆功宴上，一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江总在女队员的感染下，也哭了。那一晚，大家笑了哭、哭了笑，多年来积攒在心底的孤独和叹息，一下子幸福地全宣泄了出来，仿佛夜空中的星，离他们更近了。（崔恩慧）